采访对象：陈忠武，1967年5月生。2002年至2013年，任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委会主任。2013年至今任后陈村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9月29日

采访地点：浙江省武义县后陈村村委会

采访组：陈忠武同志，您好！2005年6月16日至17日，习近平同志到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调研，提出“后陈模式”，充分肯定了村民自发成立的村务监督委员会，鼓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陈忠武：2002年，我任后陈村的村委会主任。从2003年开始，因为我们村的土地被征用，有了2000多万元征用款。这笔钱到底如何花，如何分？村民都很关注。

在村民自发组织下，我们成立了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个监委会是根据民主监督原则成立的，由村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实施监督，负责开展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的监督工作。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制度逐渐形成过程中，武义县委和武义县白洋街道党委都很重视我们村对村务监督制度的探索，县里专门派了一个工办副主任到我们村来接任党支部书记，并组织我们多次召开村两委会，商议村务监督的具体细则。

后陈村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了几个月，使得村里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充分接受村民的监督。这种情况下，村里的干群关系得到了明显好转。我们村两委也对监委会的工作很肯定，因为村民之前对干部的误解很多，成立监督委员会后，村委会的工作完全在公开、透明中运行，村干部自己也觉得很坦然，干起工作来很有劲头。但当时这件事情存在着很多不同意见，这些争议引起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注。

采访组：村务监督委员会当时的争议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习近平同志的关注？

陈忠武：虽然村务监督制度实行以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这项制度当时在我们村里包括县里、市里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

第一个争议是，监委会和村两委的关系。农村的基层工作首先是党委领导的，其次是村委领导的。监委会是第三委，行使监督职能，在很多具体的监督细节上就会不可避免地凌驾于党委和村委之上。对此，大家有很多不同的见解。

第二个争议是，成立监督委员会以后，就直接多出至少三个人的开支，村里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第三个争议是，监督委员会的成员要事事处处行使监督权，他们和村两委的人员能否和睦相处，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大家能够和睦相处，三方合在一起办公，又在一起开支，时间长了，能不能很好地监督，又成为了一个问题。

第四个争议是，监督委员会成立以后，一个村里同时产生了两套制度，一套是管理制度，一套是监督制度，两套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如何互相配合，就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整个村务的运行就变得比原来复杂了很多。

还有一些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做监督工作，给别人挑毛病，肯定是最得罪人的。由此，在农村基层产生的各种矛盾，会不会影响工作开展，如何避免和化解，这些都是应该考虑的问题。

县里一直重视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运行，省里也很重视这个制度产生的争议、分歧和矛盾。习近平总书记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武义县来进行调研。后来，浙江省民政厅、浙江省委办公厅都来作过调研。但没想到的是，在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率工作组专门到我们后陈村进行了一次调研。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当时到后陈村调研的具体情况。

陈忠武：习近平总书记来的时候，我压力很大，也很紧张。2005年6月17日，我一早就起来，组织人把卫生搞一下，9点钟和村支书一起在村党支部办公楼门口迎接习近平总书记。不一会儿，习近平总书记的车就到了，他从车上走下来，跟我们村干部亲切握手、问好。看到他这么亲切，这么平易近人，我心里的紧张感也逐渐消失了。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径直走到我们办公楼围墙的布告栏前面，阅读我们村务公开的内容。当时，布告栏上有两大块内容，一是工程投标栏，一是村务公开栏。他仔细看了20多分钟，一直从西边看到东边，把所有内容都看了一遍，并向我们村支书询问了一些具体情况。他问道：“你们村民在村里一天的务工费是多少？”村支书回答：“我们是20多块钱一天。”他说：“这么低，还搞得这么好，很好。”他还问了几个关于制度的问题，村支书都一一作了回答。最后，他表扬我们说：“后陈村村务公开搞得很好，制度很全面，规定得很严格，起到了很大作用。”

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到二楼会议室和大家亲切座谈，参加的有武义县委书记、白洋街道书记、后陈村的村干部，还有两个党员代表和一个监督委员会主任。首先，时任金华市副市长、武义县委书记的金中梁汇报了我们整个县铺开村务监督的效果，也讲了铺开以后出现的一些情况。随后，后陈村村支书介绍了后陈村成立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成果。

村支书讲完之后，习近平总书记问了我们村干部一个问题：“成为了被监督者，有什么感想？”我就说了几句感想：“在没有村务监督委员会之前，我们当村干部，做点什么事，村民都总是以为我们在捞好处，叫我们不要干事。自从有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我们在阳光下工作，村民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让我们多干事。以前，村民总是怀疑我们，见到我们都没有笑容，我们感觉腰板挺不直。但是现在，村民见到我们，老远就打招呼，我们也能理直气壮地做事了。我们给了村民一个明白，村民也给了我们理解和尊重。”习近平总书记笑着点点头说：“你说的真是心里话，很好！”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进行总结发言，他说：“今天，我们到武义来开展调研。后陈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我一直关注着。我觉得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接下来的第二、三批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主要是面向基层，要结合教育解决一些基层比较突出的问题。基层什么问题比较突出呢？其中一个问题，是村干部腐败问题，这在上访案件中占相当大的比例。现在有一定条件的，掌握一定财力、资源的村子，在资金、资源分配上，权力是掌握在村两委手中的。不受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为了不断完善农村基层组织监督机制，我们一直在作探索，有着各式各样的经验。针对这个问题，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分离，建立监督制衡机制，就像你们讲的‘第三种权力’和‘闭合体系’。村干部腐败是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热点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及早研究、探讨进一步防治腐败的措施。在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及接下来的第二、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都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很好地研究，认真加以解决。要构筑一个惩防并举的体系，事前教育很重要，让人不愿腐败；事后有处理也很重要，让人不敢腐败；全过程监督更重要，使人不能腐败。相对客观超脱的监督，是我们现在要注意解决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说，武义县一年前在后陈村进行试点，摸索出这么个办法，我看有其必然性，困难多、问题多和矛盾多的地方会先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后陈村原先是问题比较多的村，连续两任村党支部书记受到党纪处理，矛盾比较集中，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问题比较多，在这样的村开展试点，解剖麻雀，具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解决问题的方法重点定位在管理和监督上，出台两项制度，针对制度的执行问题，提出建立监督委员会，监委会又是在党支部领导下，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行使监督权。总体上，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委会是村务决策的执行管理机构，监委会是监督机构，村民代表会议是村里的决策机构，这是一个组织体系。同时，制定了周密的选举办法和操作程序。总的来说，这一套工作模式是立得住的。现在，已在武义全县推开，最终要看实效。通过这个机制，过去旧的问题是否得以有效解决，干群关系是否好转，问题是否靠内部有效机制来解决，能否有效遏制新的问题产生等等，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其次，是于法周全的问题。要与现行的各项法律规章相吻合，武义的做法与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文件要求的程序、内容是一致的，在武义全县推开，我看这是可以的。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进一步进行总结探索，继续深化、继续完善，对制度上不完善之处和工作开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探索解决。他说，武义的创新走在了全省前面，“后陈模式”全面推开了，总的来讲这项工作是积极的、有意义的，符合基层民主管理的大方向，符合当前村务改革的要求。我们这项工作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酝酿产生的，是经过群众检验和认可的，在实践中是有成效的。下一步要不断摸索探讨，这种模式在武义可以全县性的进一步总结和探索。从全省来讲，这件事情，浙江省委办公厅、省委组织部和省民政厅等有关部门要跟踪现有的探索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及时研究分析新的情况，也应提出指导意见，包括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也包括监督机构的建立和完善。在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意见》文件精神的指导下，在已经产生的新鲜经验的启发下，典型引路，试点完善，面上推开，在我们浙江省能够普遍地来探索这件事情，来形成更为完善的民主监督管理的机制和机构。特别是在第二、三批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把它作为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一个课题、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好。

座谈之后，我们从楼上下来，习近平总书记跟我们各级干部亲切握手，并与我们合影留念。他在上车之前，还和周围的村民们亲切地打招呼，挥手致意。就这样，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村基层民主建设进行的探索拍了板、定了调，村务监督委员会也就一直存在并延续下来了。